三国谍战题材剧《风起陇西》日前迎来收官，该剧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为切入点，讲述了曹魏和蜀汉之间谍报系统的斗智斗勇，两个秘密情报线上的小人物—陈恭与荀诩演绎了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抒写了一番乱世下生死相依的兄弟情。丰满鲜活的人物群像，遥相呼应的命运起伏，观众从《风起陇西》中看到了历史的厚重沧桑感，也有人沉醉于谍战故事的惊心动魄。那么历史上三国真的存在谍战机构吗？谍战之间又是怎样传递情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三国间谍真实存在
马伯庸的原著本就建立在“探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上，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烽烟四起，人多事杂，再加上强情节、重反转和悬念的谍战叙事，《风起陇西》在受众层面来说更近似于面向圈层受众的垂类作品。而从剧作到视听，《风起陇西》的创作者们展现出了真诚和勇气，探索古装+谍战的创作空间的同时，希望令观众能够自然走进故事中，以相通的情感为纽带，带动这一新的故事品类破圈传播。这部三国气氛浓郁、谍战主题鲜明的电视剧，吸引了大家把目光投注在1800年前的三国时代。那么三国时代的真实谍战是什么样的。
在《风起陇西》剧中，蜀汉谍报机构“司闻曹”与曹魏相应的机构“间军司”之间生死相斗。实际上，这两个机构在历史上都不存在。不过，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魏国、吴国在当时确实设置过从事间谍工作的机构，这就是“校事”。
《三国志》里保留了曹魏嘉平年间黄门侍郎程晓控诉当时校事横行不法的上疏，其中对魏国校事的来龙去脉和职能任务讲得非常清楚，曹魏的校事制度自从曹操初创，历经四十余年，作为曹魏当权者的耳目，发展到后来，不仅监察百官还能监视吏民，权力非常大。孙吴的校事设立比曹魏要晚，职能类似，持续时间则更长一些。而蜀国目前保存的资料中并无类似机构。从职能来看，这些三国时代真实存在的间谍机构，从性质上说来说更多是对内的，并不是全面与敌国对抗的，这跟《风起陇西》中互相深入敌国的间谍甚至双面间谍的功能还不太一样。
在汉末三国时期，间谍大致分成两大类，除了校事之外，各个割据势力还在军队和边境设置专门的“候”来进行敌情侦察以及军情刺探，比如“侦候”“觇候”“屯候”等。历史上的关羽大意失荆州，就是因为东吴吕蒙渡江时先下手为强，除掉了关羽布置在江边负责提前预警的屯候。
史书故事一样精彩
从三国时代的间谍相关文献来看，不难发现，三国时代的间谍虽然已经十分兴旺，而且也不乏张松这类虽然不担任间谍职务却发挥了重要的间谍作用的兼职工作者，但是在历史上的三国时代，间谍这门古老的行当，依旧没有发展到《风起陇西》电视剧中那种体系完备、分工明确的专职间谍系统。《风起陇西》展现的环环相扣的激烈谍战，实际更多参考了现代谍战发展的相关知识，对剧情进行了包装加工，使之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风起陇西》的谍战故事虽然是虚构，但是在三国史料中，我们其实是能够找到曾经发生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跟《风起陇西》有一些相似的谍战故事，一千八百年后的我们，在阅读这些材料时，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些记录背后的重重谍影、浓浓杀意。史料《三国志》就有记录说，蜀汉名将张嶷在平定西南期间，本已归降蜀汉的苏祁当地势力首领隗渠再度发动叛乱，并派遣亲信两人作为间谍，诈降于张嶷，伺机盗取军事情报并充当内应。结果这两个间谍被张嶷识破，张嶷反过来以重金收买二谍，成功施以反间计，最终隗渠反被自己排除的二谍合谋杀死。
还有更著名一些的、号称三国时代真正的间谍大案——“隐蕃案”。按照西晋张勃编撰《吴录》的记述，隐蕃作为直接受命于魏明帝的间谍在吴国执行离间计，依仗其口才出众“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虽然只有一年多，却闹得吴国大臣朱据被罚、郝普自杀。间谍的杀伤力可见一斑。
而在《风起陇西》中，这些历史上曾经留下名字的间谍们让出了舞台，一群更加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走上了舞台中央，继承并戏剧化地演绎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身处历史洪流中，但也有各自的理想与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倔强和坚持。
木渎竹简为何还在用
到《风起陇西》故事发生的228年，“蔡侯纸”造纸法已经推广了一百多年，从蜀汉曹魏的高层到中层，为什么还都大量采用竹简和木牍？这是不是《风起陇西》剧组的制作不严谨，道具穿帮？还真不是，这不仅不是穿帮，反而反映了《风起陇西》剧组在道具上的严谨。
蔡伦改进造纸术后，“蔡侯纸”造纸术虽然得到了推广，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规模。
到了汉灵帝和汉献帝时期，著名书法家和造纸家左伯在“蔡侯纸”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良，制造出了当时最好的“左伯纸”。
在三国时期，不论是蔡侯纸还是左伯纸都没有解决几个现实问题，一是防蛀防虫防潮，二是便于保存，三是大规模制造，容易获得，四是价格低廉。此外，三国时期的人还没有形成用纸的习惯，《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三国时期的人更愿意把大事和极其重要的话刻在钟鼎上，把其次重要的书信、诏令和档案书写在竹简和帛书上，新鲜事物的推广和普及是需要时间的。东汉开始推广“蔡侯纸”造纸术是在105年，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228年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而且竹简木牍最早起源于商代，千年应用的巨大惯性还不能让纸张很快取代竹简木牍。
因此，三国时期并不是没有纸，而是用纸的地方很少，大部分人使用的还是竹简和木牍。
在《风起陇西》里，我们看到司闻曹的公文、档案、命令以及各个官员的“名刺”依然采用竹简木牍，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原貌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膺发送情报的木牍，一看那个形状就知道，那应该是剧组从博物馆里得到的思路，汉代确实有那种形状的木牍和包装方式。
此外，蜀后主刘禅给李严的密旨“衣带诏”（应该是虚构的），李严写给柳莹的情诗都是用的纸张，这也符合当时纸张用量小且用途特殊的习惯。
要知道，当时的纸张比起竹简木牍来并不容易保存反而很容易毁掉，因此密诏、情诗这种多少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用纸张来写也就可以理解了。三国时期正好处在竹简木牍使用的末期同时也是高峰期，《风起陇西》里出现大量竹简木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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