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遗迹和博物馆之间游览，看到的是文明的更迭，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则是经济。

从贝壳，到刀币，再到铁钱，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构成了独特的经济脉络。当下流行的“老钱风”，正是博物馆里钱币历史的真实写照。

为此，半岛全媒体记者走访了多家博物馆，在专家和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了钱币的故事以及演变。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国力强盛、商贸繁荣、工艺巅峰的密码，接下来我们一一解锁。

逛馆寻“钱” 

贝壳之后，初识刀币

青岛市博物馆，“六秩凝华 唯此至珍——青岛市博物馆建馆60周年特展”上，60组珍贵的文物在橱窗里，静静接受着游客的参观。

9件镇馆之宝外，也皆是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而这次探访，记者的目光锁定了两枚钱币。

一枚是新莽时期“一刀平五千”刀币，长7.5厘米，宽2.9厘米，青铜质。看名字，会觉得它有点奇怪。博物馆对此解释为：一刀平五千，即一枚错刀值五铢钱五千枚。刀环看起来很熟悉，就是方孔圆钱，穿孔上下为阴文篆书“一刀”二字，以黄金嵌错，俗称“金错刀”。刀身面上模铸阳文篆书“平五千”三字竖书。

这枚刀币背后，源于货币改制。那是公元7年，王莽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制。同时流通西汉五铢、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四种铜钱。公元9年，王莽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制。因汉朝皇帝姓氏“刘”的繁体字中有“金”“刀”，王莽感到忌讳，就废除以前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和西汉钱。一刀平五千钱铸行不久便被废止，铸行数量极少，后世罕见，可谓珍品。

特展上的另一枚刀币则是战国“齐拓邦长大刀”刀币，长18.4厘米，宽2.9厘米，也是青铜质。

仔细端详，可以看到刀币正面外缘为一周隆起的外郭，柄端有圆环。面文为“齐拓邦长大刀”六字篆书。第二个字的释读仍然存在着分歧：黄锡全先生认为据字形释为拓，即拓张、扩张。最后的两字，原释为“法化”，即法定货币。经过研究，现释为“大刀”。目前发现的齐国刀币主要出土于山东省境内，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六字齐刀的铸造对后来货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溯人类历史，钱币作为交易货币，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作为濒海城市，相信大家对贝壳作为货币并不陌生。青岛地区使用贝壳作为钱币的历史记载主要集中在城阳区，特别是财贝沟和黄埠村的考古发现，磨平穿孔的海贝或铜贝，规则形状，用于交易，证实了这一地区确实使用过贝币。所以，至今我们有关钱币的中文都有“贝”字，如财、账等。

“刀”后谜题 

法化争论，“钱”踪觅史

走出贝壳币的历史，则是刀币。

如果穿越回春秋战国的青岛，你揣着一枚“即墨大刀”走在街上，可能比现在揣着黄金还硬气，这就是当时齐国的法定货币，能买盐、换粮。

在齐国，最著名的刀币就是“法化”。

“法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是持续200年的学术辩论，也堪称先秦货币界的“头号谜题”。

传统观点认为，“法化”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即墨县志》坚持这个说法：“法”是法律、标准，“化”通“货”，也就是货币，合起来就是“符合国家法定标准的货币”，强调的是刀币的官方信用属性。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毕竟齐国是最早建立货币制度的国家之一，“法化”二字，像是给货币盖了“官方认证章”。

但到了近现代，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王献唐等人提出了“颠覆性新说”：“法化”其实是“大刀”的误读！他们拿出了三大证据：第一，看字形，刀币上的“灋”字，其实是“大”字的繁写体，先秦文字里常给“大”字加三撇作为装饰，和“法”字的本义无关；第二，看文献，《管子》《史记》里提到刀币时，都直接叫“刀”，从没见过“货”的称谓；第三，看背文，刀币背面的“大行”“大昌”等吉语，都带“大”字，和“大刀”的释读能呼应上。

这场辩论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更多考古实物出土，学界才终于达成共识：“法化”确实是“大刀”的意思，“即墨之法化”就是“即墨大刀”，“齐之法化”就是“齐大刀”。这个结论被《中国钱币大辞典》收录，终结了两百多年的争议。

所以，齐国刀币的铭文，不仅是标识，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大”字既体现了刀币的厚重形制，也暗含了齐国“大国气象”的追求；“即墨”“齐”等地名，则明确了铸币地点，相当于现在的“产地标识”，类似于现在的品牌意识。

在青岛市博物馆，刀币的收藏可谓天花板级别。尤其是“齐建邦长法化”六字刀，一个馆就藏了七把，数量全国第一！这种刀币长18~19厘米，宽约3厘米，重50克左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这背后，藏着一场影响齐国命运的政治变革：田氏代齐。学界公认，这是田氏代齐后铸造的“开国纪念币”。

那段历史要回到公元前386年，话说春秋末期，姜姓齐国的国力衰退，田氏家族逐渐掌握实权。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天子册封为齐侯，取代姜姓成为齐国国君，史称“田氏代齐”。这套刀币就是为了纪念新政而铸。由于铸量极少，存世只有数十枚，私人手中几乎见不到，青岛市博物馆的七枚藏品，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所以这枚刀币的意义，远超普通货币：它既是田氏政权的合法性宣言，向天下宣告新政权的建立，也是经济改革的信号，通过统一货币，稳定市场秩序，巩固统治。而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七枚六字刀，见证了这场两千多年前的“改朝换代”，是研究田齐历史的珍贵实物。

钱币铸史 

田单复国，藏在“钱”里

除了六字刀，青岛市博物馆里的“即墨之法化”刀币也有深意。它们运用于春秋晚期，铜质精良，字迹隽秀，背文“安邦”二字暗藏深意，是姜齐时期即墨城邑的铸币珍品。

当然即墨刀币在即墨是有根基的。作为即墨故城的历史见证者，在即墨博物馆里，刀币包含“節墨法化”“節墨之法化”刀币，涵盖大刀、小刀两大品类，光版次就有48种，是研究即墨铸币的活化石。大刀长17~18厘米，环柄直径2厘米，重49~63.2克，铸造非常精细：刀身外缘弧形隆起，文字工整清晰，背文“辟邦”“安邦”“大行”都是独有的标识，被学界称为“战国刀币中的上品”。

刀首是环形，方便穿绳携带，刀身线条流畅，既符合握持的力学原理，拿在手里又美观；刀柄上的两道竖纹，不仅是装饰，还能增加摩擦力，防止滑落。这种兼顾实用与象征的设计，放在2500年前，堪称设计典范。

刀币的用料也十分扎实，齐国工匠已经掌握了精准配方。专家研究成分分析显示，刀币的铜锡铅配比约为80:15:5，这个比例刚好平衡了硬度和耐磨性，铜太多会软，锡太多会脆，铅能让铸造更顺畅。正是这个黄金配比，让这些刀币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保持完整的形制，甚至能看出当年的金属光泽。

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已经实现了标准化量产。工匠们用“分型浇注”“一范多铸”的工艺，先做陶范，在范内壁刻上文字和纹饰，然后将熔化的青铜注入范中，冷却后打碎陶范，一枚刀币就成型了。从即墨博物馆的藏品能看出，这些刀币几乎没有流铜、错范的瑕疵，文字位置、尺寸重量都高度统一，堪比标准化生产线。要知道，同期的燕、赵刀币，重量只有齐刀的一半到三分之一，工艺也粗糙不少。齐国刀币的厚重精美，其实是国力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繁荣、资源充足，才能在铸币上不计成本，这种高品质货币，也提升了齐国在商贸中的信用。

不过，除了大刀，还有过小刀的历程。小刀长约15厘米，重量较轻，工艺也略显粗糙，据考证是燕军围攻即墨时铸造的。

时间回到公元前284年，燕国名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伐齐，连下齐国70多座城池，齐国几乎亡国，只剩下即墨和莒城坚守。在即墨被围的六年里，城内军民团结一致，由田单率领抵抗燕军，最终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地，史称“田单复国”。

这场战乱中，即墨城的物资极度匮乏，铸币工艺也被迫简化，原本厚重精美的大刀币，变成了轻便、粗糙的小刀币。这枚小刀币，重量减轻、工艺变差，却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即墨军民的坚守。而刀币上的“安邦”“辟邦”等背文，也成为当时人们渴望和平、期盼国家安定的精神寄托。更珍贵的是，这些刀币上还留着清晰的范线痕迹，这是古代“一范多铸”工艺的直接证据。

在城阳博物馆，有大量的刀币展示。

它们聚集在橱窗里，成为考古成果的实证。城阳多次批量出土“節墨之法化”等齐系刀币，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城阳在先秦时期是齐国的交通要道，是刀币从即墨故城出发，沿胶莱平原向周边辐射的流通点。

所以，刀币有了专属的旅行路线：从即墨铸造，经城阳，运往临淄、潍坊等地，甚至流通到燕、赵边境。这些静静躺在展柜里的刀币，其实是2500年前的“物流快递”路线的见证。

大沽河博物馆，更是串联起齐国文明的水陆要道。大沽河是齐国渔盐运输、商品流通的黄金水道，当年齐国的鱼、盐，就是通过大沽河运往各地，换成一枚枚刀币。而刀币作为“通用货币”，成为贸易的价值中介。

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刀币不仅在国内流通，还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远播海外。如今，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都收藏着齐国刀币，将其列为东方文明的珍品。这些跨越国界的刀币，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早期货币文化的发达程度。

对青岛来说，这些刀币是地域文化的根脉之一。它们见证了青岛地区作为齐国东部核心疆域的历史，记录了即墨从城邑到通都大邑的发展历程。如今，这些刀币静静躺在博物馆里，锈迹掩盖不了它们曾经的光芒。它们是2500年前齐国的“硬通货”，是工艺与智慧的结晶，更是青岛地区历史文明的“活密码”。这些青铜铸币，没有史书的宏大叙事，却用最真实的细节，记录了商贸的繁华、政治的变革和工艺的巅峰。

铁钱证史

“钱”疙瘩源于铜荒困局

发掘钱币的地点，往往不只是在墓地，而是窖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胶州出土的30吨北宋铁钱。

时间线继续推进，到了秦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布币、刀币等旧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法定货币，中国古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了。2009年9月，一群工人正在胶州市常州路建筑工地施工，有工人发现两米深的土坑里散落了很多古钱和瓷罐碎片，胶州市文物部门得知消息后，马上将现场封锁，经过几日的发掘，共挖出了5吨重的钱币，这些都是铁钱，因为年代久远很多铁钱都锈成了“铁块”。当地文物专家回忆，在胶州这个地方曾经多次出土窖藏钱币，早在1996年，距事发现场不远的政府家属楼工地上，就出土了30多吨古代铁钱，大部分铁钱都粘结成一块块“铁钱垛”，最大一块有16吨重，如今放在胶州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经专家鉴定，这几次出土的铁钱都是北宋徽宗时期的钱币。

我们一般说钱币是铜钱，为什么这次出土的是容易生锈的铁钱呢？

原来，北宋是中国古代货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却始终面临着严峻的铜资源短缺问题，这一困境最终引发了铁钱的短暂推行，而胶州出土的铁钱遗存，正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铜资源匮乏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冶炼需求激增、军事消耗巨大与外贸顺差外流的结果。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仅熙宁年间，每年外流铜钱就达数十万贯，加剧了国内铜料短缺。

在铜荒、钱荒之下，时任宰相的蔡京推行货币改革，主张以铁铸钱。而且早在宋初，四川因铜料匮乏就已流通铁钱，淳化年间还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都是铜钱匮乏的表现。

不料，铁钱的致命缺陷很快被北宋的敌对势力利用，辽与西夏长期与北宋处于军事对峙，缺铁是其兵器铸造的主要瓶颈，正好北宋铁钱含碳量适中，经过重新冶炼后可直接打造刀枪甲胄，“夏人得宋铁钱，熔铸为兵，锋利逾常”，甚至出现了西夏商人“以羊马易铁钱，满载而归”的现象，直接威胁到北宋的军事安全。

当然，北宋也不会让敌方轻易得逞，朝廷紧急叫停铁钱，转而推行“夹锡铁钱”改良方案。据《宋史·蔡京传》记载，新铸钱币采用“铁锡铅”三元合金，其中锡含量达15%以上，铅含量约10%，这种合金材质虽仍以铁为基，但硬度大幅降低，韧性减弱，“熔铸为兵则易折，击刺不能入”，从技术上杜绝了被敌国利用的可能。不过，夹锡铁钱流通中容易磨损，民间接受度较低，朝廷不得不采取“以旧铁钱换新钱”的强制回收政策。

在这场大规模铁钱回收中，胶州市舶司承担了特殊使命。胶州作为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通高丽、日本诸蕃，商贾辐辏”，铁钱流通量大，因此胶州湾市舶司被指定为北方铁钱回收的核心机构，专门建立钱库储存回收的旧铁钱。当时的回收机制极为严格，蕃商入境贸易需将携带的铁钱兑换为铜钱或交子，民间交易中发现旧铁钱需强制上缴，胶州钱库最多时储存旧铁钱达50多万贯。

时间来到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围攻汴京，北方港口秩序大乱，胶州湾市舶司官员为避免钱库被金兵劫掠，将大量储存的旧铁钱分批次埋藏于地下，形成了如今的考古遗存。

橱窗前，我们仿若听到了集市的叫卖声，商船的号子声，田单复国的战鼓声，以及铁钱堆积的叮当声……（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